■兩會熱議
今年,全國政協委員胡衛提交了《關於取消應屆生身份限製,保障平等就業權的提案》,建議逐步取消高校畢業生擇業期政策,在公務員招考、事業單位招錄中,應對所有往應屆高校畢業生一視同仁,消除人為就業障礙。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高校畢業生作為知識型和創新型就業者,其就業數量和就業質量直接關乎青年人才的發展,也關乎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近期是畢業生求職的高峰期,為其就業營造平等寬松的就業氛圍應成為政策的重要價值取向。有資料顯示,我國高校畢業生數量從2012年的680萬人,增加到2022年的1076萬人,一直保持著不低的年度增長率。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使得高校畢業生在較長一段時間內保持較高數量,這對增加就業崗位數量提出了挑戰。
與此同時,大學生需要高質量的就業。當代大學生成長於國家物質條件和精神文明雙重發展的階段,在物質追求、多元價值觀和個性發展等方面特征鮮明,對工作品質提出了更高要求,職業期望值也較高,尤其追求工作過程中的自我價值實現,這一點在越來越多的大學生選擇“慢就業”“靈活就業”等現象中得到了體現。因而,要避免他們進入職場時產生較大的心理落差,有必要在工作環境和工作品質等方面提供支持。
受經濟下行壓力和疫情的疊加影響,一些行業、企業的發展存在困境,對人才的需求下降。與此同時,新技術和新業態的出現,加劇了優質工作崗位的競爭,也給大學生就業帶來了認知挑戰。此外,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帶來企業人才招聘的適應性調整,加之高校專業培養的滯後性,激化了大學畢業生供給與崗位需求之間錯配的就業結構性矛盾。在諸多要素影響下,如何讓高校畢業生實現學業與職業的有機銜接,實現個人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匹配,成為需要高校和有關部門共同應對的課題。
當前的現實情況是,有關部門持續出臺了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的製度文件,也取得了較為明顯的成效,但總體上還存在一些製約大學生就業的因素。例如,公務員、事業單位及重要行業與崗位在招聘時設置性別、戶籍、畢業院校、學歷、應屆與否等身份限製;大學生就業公共服務體系不夠健全,精準識別、精細分類、專業指導的服務模式未有效建立;靈活就業與創業的製度保障不夠健全;以量代質的粗泛考評導致大學生“被就業”等。這些使得高校畢業生在“較為充分”的就業率數據下,遭受著隱形的失業與教育錯配,容易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與社會發展效率的降低。
由此,胡衛委員的提案非常值得重視。就業看似大學生個人的事,實則取決於製度安排的公平性、合理性與科學性。有關部門應大力落實關於高校畢業生就業的文件精神,以大學生就業公平為政策導向,將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的適配作為政策目標,不斷破除各類不利於大學生就業的製度障礙,為大學生就業提供精準化的信息與平臺支持。針對靈活就業和創業者,實施社會保險製度和勞動者權益保障製度等托底保障,打破對就業率的單一考評舉措,實施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綜合考評方式,核心是做到政策的專門化或細化。對於大學生就業平等寬松氛圍的營造,不能僅有象征性政策,還應有實質性辦法。
當然,高校也應該優化師資、課程建設水平、職業規劃與就業咨詢等內容,不斷提升人才培養質量與就業指導。大學生則應努力提升自我人力資本,積累社會資本,強化綜合競爭力。
(作者系復旦大學高教所博士生、浙江省青少年輿情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中國教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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