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促進職業教育發展有哪些重要政策？優化職業教育類型定位，推動職普融通，穩步發展職業本科教育，我們還需要作出哪些努力？尤其是在民族地區，如何增強職業教育認可度和吸引力？我們約請了職教領域的4位專家學者進行解讀。

建黨100年來職業教育發展的主要歷程

建黨100年來，我國職業教育發展主要經歷了五個階段：

新中國成立前的起步階段。我國職業教育最早確立於19世紀60年代，當時被稱之為“實業教育”，並作為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1917年，黃炎培先生在上海成立了中華職業教育社，明確職業教育不再只是作為學校教育的一部分，而是與社會經濟發展緊密相連，充分體現了大職業教育觀。在他眼裏，“只從職業學校做工夫，不能發達職業教育；只從教育界做工夫，不能發達職業教育；只從農、工、商職業界做工夫，不能發達職業教育”。

新中國成立後至改革開放前的確立階段。一是舉辦技術教育，培養國家經濟建設需要的技術人才，重點是重工業和國防建設需要的中等技術人員。1951年，傲世皇朝平台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中等技術教育會議；1952年，《關於整頓和發展中等技術教育的指示》《中等技術學校暫行實施辦法》相繼出臺。二是建立起以中等專業教育和技工學校教育為主體，包括農業中學和職業中學、各種培訓相結合的中等職業教育製度。1953年，勞動部門根據生產發展需要培養技術工人的要求，對原以訓練失業人員就業為主的技工訓練班、技工學校進行調整，發展了以培養中級技術工人為目標的技工學校。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兩條腿走路”的辦學方針，加速培養各行各業急需人才，在全國各地陸續辦起了農業中學。針對當時城市大量初中畢業生不能升學，而又缺乏就業思想準備和職業訓練，難以就業以及城市和農村都缺乏各項勞動後備和技術後備力量，中共中央、國務院要求在城市舉辦各種類型的職業學校。包括：改普通中學為職業學校，依托工廠辦校，依靠工廠、企業、事業單位舉辦職業學校。

改革開放以來至上世紀末的發展階段。1985年5月，《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出臺；1991年10月，《國務院關於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決定》出臺；199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1996年5月，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頒布實施。1986年、1991年、1996年分別召開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這一階段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對技術技能人才需求的不斷提升，主要經歷了中等教育的結構調整和高等職業教育的誕生。職業教育政策建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製定了一系列保證職業教育發展的政策法規，完成了職業教育發展初期階段的法製建設目標任務，營造了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良好政策環境。

進入新世紀以來的調整和振興階段。2002年7月，《國務院關於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提出：力爭在“十五”期間初步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與市場需求和勞動就業緊密結合，結構合理、靈活開放、特色鮮明、自主發展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2005年，《國務院關於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提出，進一步建立和完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滿足人民群眾終身學習需要，與市場需求和勞動就業緊密結合，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結構合理、形式多樣，靈活開放、自主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這一時期，我國職業教育實現了由發展停滯到完成轉型的順利過渡，開始為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而努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職業教育迅速發展階段。《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指出：“到2020年，形成適應發展需求、產教深度融合、中職高職銜接、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相互溝通，體現終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要“完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全國職業教育大會精神進一步明確了今後職業教育的發展定位、發展方向，也標誌著職教發展必然進入一個新階段、新格局、新高度。（作者陳嵩，系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完善保障機製 優化類型定位

2021年4月，全國職業教育大會召開，習近平總書記作出重要批示，強調“優化職業教育類型定位”“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入推進育人方式、辦學模式、管理體製、保障機製改革”。職業教育作為一種教育類型的定位，為職業教育進一步發展指明了方向。

類型教育的定位有助於人們進一步明確職業教育的辦學宗旨，破除職業教育“普通化”的辦學模式，克服高等職業教育專業課程內容“本科壓縮版”的痼疾；有助於職業院校根據職業教育的本質特征創辦專業特色，服務地方經濟轉型發展；有助於職業教育體系的完善，為就讀職業教育的學生提供深造之路。優化職業教育類型定位，需要完善相關保障機製。

盡快建立層次結構清晰的職業教育資格框架體系。讓職業教育真正成為面向人人的教育，人們可以通過不同的學習方式提升個人的職業技能等級。職業院校的學生能夠更好地明確自身的定位，了解個人未來職業生涯發展的可能性，更好地規劃未來的發展，避免盲目追求學歷的攀升。他們可以選擇繼續學習，也可以選擇進入勞動市場就業，通過在職學習獲得高一級職業資格證書。建立國家職業教育資格框架是建立國家資歷框架的前提。我國早在“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就明確提出建立“國家資歷框架”。2019年，我國開始試點實施1+X證書製度，至今已陸續發布了4批職業技能等級證書標準，一些地區也嘗試建立了本區域的資歷框架等級標準，這些探索為國家職業教育資格框架的構建奠定了基礎。

盡快建立高等職業教育教師的專業標準。2013年，傲世皇朝平台印發《中等職業學校教師專業標準（試行）》，對中等職業學校教師應具備的專業素質作出規定。但體現職業教育類型特色的高職專科教師以及高職本科教師的專業標準尚未製定，高職院校在教師招聘、培訓和考核等方面仍具有濃厚的學科教育特色。目前一些剛升格的高職本科院校在招聘教師時，依然采用普通本科教師的錄用標準，非博士不招。招收高學歷的人才從教無可厚非，但關鍵是一些學校新進博士大都是學術型的，工學、應用理學、應用社會學的博士較少。這些教師欠缺實踐教學能力，勢必難以很好地勝任職業教育的專業教學。在德國，應用科技大學教授除了具備博士學位外，還要具備相關領域不少於5年的實際工作經驗。德國柏林科技大學的所有教授都來自工業企業，並具有工程師資格。因此，有必要盡快構建與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相適應的職業院校教師的專業標準，強調教師技術研發能力和實踐操作能力，以及將先進技術和知識轉化為課堂教學內容的能力，為高職院校專業教師評聘管理提供依據。

建立體現類型特色的職業教育質量評價和督導評估製度。近年來，各國高等教育質量評估的指標體系越來越註重學生的學習過程和學習結果，關註“人”的活動和發展。我國職業院校的評估應更加強調教育“產出”，把滿足學生發展需求，促進學生職業技能、綜合素質和方法能力的提升作為重要的評估標準。（作者王琴，系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

職業本科教育的歷史方位與適切路徑

關於職業本科教育的必要性、類型層次定位、人才培養目標、實現路徑等的學術探討、爭議一直伴隨著職業本科教育的實踐摸索。

學術界、實踐界有諸多從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完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彰顯職業教育類型地位、滿足人民群眾對本科教育多樣化需求、提升職業教育吸引力、激發院校辦學活力等角度支持職業本科教育合理性的論述，但缺少從企業、崗位需求角度支撐專科層次職業教育升級必要性的切實證據。有學者以高職院校的發展成績、高職院校與本科院校聯辦本科教育的經驗等為依據，論證高職院校大規模升格承擔本科層次職業教育的可行性，但對由此可能產生的專科層次職業教育空心化、職業本科院校與應用型本科院校發展空間重疊等風險，沒有提出防範之策。職業教育發展的基本面向是市場、產業需求。社會的具體需求是職業教育調整人才培養規格的首要依據。各行業高技能人才的短缺情況如何，高職畢業生的職業技能與所從事崗位的需求差距如何，才是觸及職業本科教育必要性的根本問題。

層次必要性、合理性爭議之外，如何確保類型教育特質也是本科層次職業教育發展的關鍵難題。相關製度、標準建設任重道遠。《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開宗明義提出職業教育是與普通教育不同的類型，但對類型內涵並沒有明確界定。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標準尚付之闕如。對比《職業教育專業目錄（2021年）》中的高等職業教育本科專業目錄和《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2020年版）》不難發現，部分相同專業類別下的專業名稱相似度較高，職業本科教育的職業崗位和就業本位體現不足。

目前，職業教育發展方向已明，對大多數高職院校而言，要把資源配置和工作重心聚焦到內涵發展和特色辦學上，從課程開發和教學實施層面切實探索本科層次職業教育，通過建設職業特色鮮明的優勢專業開展本科教育，是契合現實的路徑。畢竟，高等職業教育無論提質培優還是結構層次完善，都要在教育內涵和培養過程上持續發力。院校層面不斷探索明晰人才培養目標並落實於課程設置，構建具有相應勝任力的“雙師型”教師隊伍以及創新教學體系、院校治理體系，將成為國家層面系統推進本科職業教育的經驗基礎。（作者張勁英，系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博士後，浙江紡織服裝職業技術傲世皇朝副研究員）

政、企、校綜合施策提升民族地區職業教育吸引力

近年來，民族地區職業學校吸引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有：

傳統觀念意識影響中職招生。民族地區受傳統觀念影響較深，加上區域內產業不發達，企業工作待遇一般，當地社會普遍重視普通教育，看重學歷文憑，再加上近年普通高中擴建，導致中職學校招生較為艱難。

產業不發達導致產教融合難度大。區域內產業不發達，中等規模以上企業少，校企合作難以開展。一方面，學校對地方行業和產業需求的了解不到位，對行業布局、發展態勢、崗位要求、需求數量等未進行過深入的調研，缺乏對行業企業需求的準確把握。另一方面，當地政府未能及時製定出臺校企合作配套激勵政策，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熱情不高，不願入駐校園，甚至不願意接納學生到企業進行實習實訓，校企合作存在“一頭熱、一頭冷”的問題，收效甚微。

部分職業學校辦學經費投入不足。民族地區部分縣管中職學校辦學主體層級過低，難以有充足的經費投入，導致無法保障與改善辦學條件及提高教學質量，進而不利於吸引更多的當地人上中職學校。

地方政府遷就民眾對普通高中的訴求，職普比“大體相當”執行力不夠，普通高中學校數遠大於中職校數。加上一些政策未能形成合力，可能會降低職業教育的吸引力。

針對上述問題，特此建議要提升民族地區的職業教育吸引力：

各種資助政策要發揮相互咬合效應，形成政策合力。對於短期職業培訓某種程度上搶占中職全日製生源，建議整合職業學校教育和職業培訓資源；對於年滿16歲的邊民讀中職不能享受邊境補貼的政策，建議將享受邊境補貼的年齡提高至18周歲；對於部分縣管中職學校辦學主體層級過低，難以有充足的經費投入的問題，建議將中職學校辦學主體提升為“以州為主，省級統籌”，提升辦學主體層級，進一步強化省級統籌職業教育資金使用；對於當地“重普輕職”的傳統觀念，政府要加強輿論宣傳力度，逐步扭轉大眾對職業教育的刻板看法，結合職教脫貧的成功案例普及“技能傍身”的重要性，以及繼續接受高層次職業教育的發展路徑，鼓勵初中畢業學生選擇就讀中等職業學校。

搭建地區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平臺。建議參照《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提出的“建立國家跨部級聯席會議製度”，在省級和地市州分別建立跨部門聯席會議製度，共同協商解決職業教育發展的問題。在國家產教融合建設試點基礎上，探索建立省級和地市州級產教融合型企業認證製度。探索建立若幹個職業教育集團（聯盟），帶動區域內中小企業參與；建議鼓勵東部省份的優質中職學校聯合大型用工企業對民族地區貧困生按照現代學徒製、訂單式等模式進行校企聯合培養，實現入校即入企，畢業即就業。

深入調研，指導中職學校努力對接當地產業發展需求。中職學校要對地方行業和產業需求有所了解，對行業布局、發展態勢、崗位要求、需求數量等進行深入調研，對行業企業需求有準確把握，在崗位對接、技術需求、人力資源分析上做到“心中有數”，讓學校專業設置和專業教學與當地行業、企業需求相匹配，讓學校培養的人就是企業所需的人，從而提升職業教育的吸引力。（作者：陸燕飛，單位：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中國民族教育》雜誌2021年第6期）

作者：陳嵩 王琴 張勁英 陸燕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