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人類歷史上，總有某一個時刻，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這種時刻一旦出現，便會決定幾十年乃至幾百年的歷史進程，甚至決定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存亡。

1919年5月4日，對於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來說，便是這樣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時刻。

這一天，爆發了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由此拉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

李大釗，30歲。毛澤東，26歲。許德珩，29歲。鄧中夏，25歲。

這是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的年齡。那一刻，也許他們並不知道，自己人生的路，從此與國家、民族、人民緊緊相連。

二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魯迅日記》記載，這一天，天氣“曇”。

位於沙灘的北京大學校園，春暖花香。師生們的心情，卻和天氣一樣，籠罩著風雲。

一大早，校園內人聲鼎沸。學生們聚在紅樓前，準備一道去天安門前遊行。

許德珩一夜沒有合眼。他和同學們用竹竿做旗子，長的做成大旗，短的做成小旗，將白布床單撕成條幅，書寫標語。

5月2日，許德珩等青年學生，聽說了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悲憤不已。他們約集北京各校學生代表，決定5月4日在天安門遊行示威。

上午10點，羅家倫正準備去天安門，這時一名學生找到他，說：“今天的運動不能沒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學推舉我們北大來起稿，你來執筆吧！”

見時間緊迫，羅家倫沒有推辭，站在紅樓一層一間教室的長桌前，一氣呵成《北京全體學界通告》：

……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

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道：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成為這一天最激動人心的愛國口號。

三

天安門前，豎起大大小小的標語。其中，北大學生謝紹敏“還我青島”的血書，最引人註目。

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等13所大專學校的3000余名學生，手持白旗，在各校的白布旗幟下，列隊示威。

“外抗強權，內懲國賊！”

“取消二十一條，還我膠東！”

“還我青島，保我主權！”……

一聲聲口號，響徹雲霄。

集會上，北京高師學生張潤芝撰寫了一副挽聯：“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頭。”

挽聯直指北洋政府裏幾名親日派分子：交通總長曹汝霖，曾代表袁世凱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駐日公使章宗祥，以出賣山東路權為代價，向日本密商借款；還有陸宗輿，名為幣製局總裁，實為日本向華放貸代理人。

天安門前，那對精美絕倫的華表，凝視著眼前這些青春的身影。數百年來，它們見證了中國的歷史——

79年前，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打開了中國的門戶，中國開始了長達百年屈辱的近代史。

24年前，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的完敗，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了更加劇烈的刺痛。

8年前，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統治中國兩千余年的封建君主專製製度。然而，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沒有改變。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於結束，不少國人對即將召開的巴黎和會心存幻想。中國作為戰勝國，派代表團參加了巴黎和會，提出了取消德國在華特權、廢除“二十一條”、歸還德國在山東各項權益的正當要求。

然而，“和會仍憑戰力，公理莫敵強權”。美、英、法三國，為了自己利益，將大會變成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贓大會。4月30日，三國在沒有中國代表參加的情況下，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全部讓予日本。

消息傳回國內，極大地震怒了中國人，也打破了中國人對帝國主義的幻想。

四

午後2點30分，遊行隊伍高呼著口號，向使館區的東交民巷進發。

遊行隊伍先來到美國使館。羅家倫等4名學生代表，前往使館交涉。公使不在，學生們只留下了英文的說帖，請求美國政府“於和平會議予吾中國以同情之援助”。英、法、意等國使館，也有學生代表前往交涉。

但學生們穿過使館區遊行的申請，始終沒有被允許。

正當大家群情激憤時，隊伍裏，有人突然高呼：“我們找賣國賊算賬去！”得到了不少學生的擁護。

下午4點30分左右，隊伍來到東單趙家樓2號曹汝霖住宅。學生們要求曹汝霖出來，解釋與日本簽訂秘密協定的原因。

趁軍警不備，北京高師學生匡互生和許德珩等人躍上窗臺，打開臨街窗戶，跳了進去，接著打開了兩扇大門，眾多學生蜂擁而入。

曹汝霖見勢不妙，慌忙藏進箱子間。進京述職的章宗祥，正寄居在曹家。學生們沒有找到曹汝霖，氣憤地一把火點著了曹宅。章宗祥慌忙逃出，被學生們撞了個正著，被揍得鼻青臉腫。

軍警逮捕了許德珩等32名學生。在獄中，許德珩口占詩歌以示決心：“為雪心頭恨，而今作是囚。被拘三十二，無一怕殺頭。痛毆賣國賊，火燒趙家樓。鋤奸不惜死，愛國亦千秋。”

五

5月5日，北京各大中專學校舉行總罷課，要求釋放學生。

5月7日，在以蔡元培為首的校長團斡旋下，尤其是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釋放32名學生。

五四運動的風雷，讓愛國、進步、科學、民主的五四精神，激蕩了整個中華大地——

5月7日，上海60多個團體舉行國民大會。9日，上海各校罷課。19日，北京2.5萬學生再次總罷課。

6月3日，北京學生舉行大規模街頭演講，當日170多人被捕。

6月5日，天津、上海、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全國各大城市罷課、罷工、罷市，聲援學生的愛國運動。27日，留日留美學生請願。

全國22個省份、150多個城市，都有不同規模的聲援活動。

迫於社會各界壓力，6月10日，北洋政府免去曹、章、陸三人職務；6月17日電令和談代表簽字，仍準備對列強屈服；23日又改為讓代表“相機行事”。

6月28日，原定簽約之日，中國代表團駐地被留學生包圍，代表團發表聲明，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以勝利告終。

五四期間，正在中國講學的美國哲學家杜威，在給女兒的信中寫道：“想想我們國內14歲以上的孩子，有誰思考國家的命運？而中國學生負起一個清除式的政治改革運動的領導責任，並且使得商人和各界感到慚愧而加入他們的運動。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

六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到中國，引起了中國一些先進知識分子的關註，“共產主義的幽靈”開始在中國大地徘徊。

李大釗，就是那個暗淡中國的普羅米修斯。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等為陣地，相繼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大量文章和演說，將馬克思主義的火種，在這片土地上傳播。

在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雜誌上，李大釗激昂地預言：“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出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作為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深刻意識到，古老的民族能否再現青春，關鍵“系乎青年之自覺如何耳”，因此他致力於青年啟蒙，做青年的良師摯友。

1920年3月，李大釗帶領19名學生，在北大發起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6個月後，又在北大組建共產主義小組。

1925年8月，李大釗離開北大，從圖書館走向廣場，成為職業政治家，負責中共北方區委的領導工作。1927年4月，李大釗被北洋軍閥判處絞刑，慷慨赴義。

在李大釗的紅色旗幟下，集聚著鄧中夏、高君宇、羅章龍、劉仁靜等一批進步青年。這裏面，有一個名字，必須一提——

毛澤東。

1918年8月，操著湖南口音、心懷救國誌願的青年毛澤東，從長沙來到北京，在李大釗手下做助理員工作，管理15種中外報紙。

他一邊工作，一邊在北大旁聽，廣泛結交新文化運動人物，在李大釗、陳獨秀的影響下，經過探索，逐漸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1949年3月，即將成為新中國人民政權領袖的毛澤東，感慨道：“30年前我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誌，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

七

“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陳獨秀，以令世人瞠目的舉動，積極投身五四運動中。

從5月4日至6月8日，陳獨秀連續發表7篇文章和33篇《隨感錄》，為學生的愛國熱情搖筆呐喊，擂鼓助威。

6月11日晚，北京前門外“新世界”正在放電影，一個白帽西裝的中年男子，突然掏出傳單，從樓頂撒向人群，散發傳單者當場被捕。

警方審問後得知，這位散發傳單者，竟是北京大學前文科學長、新文化運動中最有影響力的刊物《新青年》的主編陳獨秀。96天後，他才在社會各界營救下出獄。

在五四運動之前的數年裏，陳獨秀一直以筆做武器，呼喚變革。

1915年，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率先擂起了新文化運動的隆隆戰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他希望，青年學生“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值與責任……奮其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

《新青年》驚醒了整個時代的青年，陳獨秀也逐漸成為當時青年的偶像。

在五四後出現的形形色色的社會思潮中，有一種開始引起陳獨秀的註意，那就是社會主義。

1920年初，在李大釗的掩護下，陳獨秀離開北京南下上海，拉開了“南陳北李、攜手建黨”的序幕。

八

談及五四運動，另一個耳熟能詳的名字，是魯迅。

作為五四精神旗手之一，魯迅並沒有親身參加運動，但他對青年學生的舉動十分關心，“怕青年不懂得反動勢力的狡猾與兇殘，因而敵不過反動勢力”。

1909年，曾懷著“尋求別樣的人們”夢想的魯迅，結束留學生涯，返回中國。1912年，他應蔡元培之邀到傲世皇朝平台任職。

來到北京後，等待魯迅的，是北洋軍閥混戰，各種政治醜劇愈演愈烈。魯迅對此失望至極。幾年間，他獨自在僻靜的小院裏讀書抄碑。在老同學錢玄同多次邀請下，魯迅答應為《新青年》寫文章。

這是魯迅人生的一大轉折。

1918年，魯迅發出了自己的第一聲呐喊——他的第一篇白話文小說，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發表在《新青年》雜誌4卷5號的《狂人日記》，向世人揭開了幾千年來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

此後4年裏，魯迅接連寫下了10多篇震撼人心的小說，代表了新文化運動對社會批判的最高水平。同時，他還陸續寫作了不少雜文，從各個角度宣揚新思想。

大量見諸報刊的文章，使默默無聞的周樹人成了赫赫有名的“魯迅”，並被許多青年學生視為精神領袖。

1919年1月，魯迅在《新青年》上撰文：“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4個月後，春光明麗的天安門廣場前，3000名青年學子，如魯迅所說的那樣“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並最終匯成了五四運動的熊熊炬火。

九

對一些青年學生來說，五四運動是他們未來革命事業的預演，其中蘊藏的巨大力量，在未來的歲月中釋放爆發。

被捕32位勇士之一的許德珩，出獄後立即投身學生運動中。他化裝離開北京，到天津、濟南、武漢、南京、上海等城市，宣傳五四運動。

1919年12月，許德珩踏上了留法勤工儉學的旅途。在法期間，他參與成立了旅法各團體聯合會，並與周恩來等共產黨人成為知己。

60年後的1979年，在一場紀念五四運動的座談會上，當年與許德珩一起被捕的32人之一的初大告，講到一段逸聞：“許老（許德珩）1945年約我發起九三學社，原定為民主科學社，1945年9月3日日本簽字投降，才定為九三學社。”

以發起、組織和領導九三學社而為人熟知的許德珩，其一生的道路，早已由五四運動而決定。

五四運動後，一大批青年學生，北上南下，進工廠去鄉村，宣講新知，發動和喚醒大眾的覺悟。北大學生鄧中夏便是其中的一位。

1919年3月，在李大釗等人的支持下，鄧中夏把目光投向普羅大眾，發起組織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

1920年10月，鄧中夏加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為小組的最早成員之一。他到長辛店鐵路工廠辦勞動補習學校，脫下西裝換上工人服，在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每天就著涼水，吃兩頓窩窩頭或幾個燒餅，晚上就用幾條板凳當床，睡在教室裏。

毛澤東稱贊鄧中夏，是“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典範。

1922年8月，在充分利用五四期間建立起的良好群眾基礎上，鄧中夏完成了他領導工人運動的成名作——長辛店鐵路工人大罷工。1923年和1925年，又分別組織領導了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

這一系列的運動，似乎早在他1919年面對民眾慷慨激昂的演講中，便埋下了伏筆。

1933年9月，高呼著“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鄧中夏英勇就義。

十

一個人最大的幸福，莫過於在青年時，發現自己的使命。五四一代青年，便是如此。

1919年7月，湖南長沙。

26歲的毛澤東，發起成立新民學會，創辦《湘江評論》，在湘江畔發出一個時代的青春之問：“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

後來，在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他說：“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從此，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天津，南開校園。

21歲的周恩來，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與鄧穎超等人共同成立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的領導核心——覺悟社，並率天津各校五六千學生請願，被羈押半年之久。

1922年3月，周恩來致信覺悟社同仁，敘述自己確立共產主義信仰的心路歷程：“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

法國，馬賽。

16歲的鄧小平，受五四運動影響，赴法國參加勤工儉學運動，在輪船甲板上，這位個子不高、稚氣未脫的少年，可能沒有想到，自己從此會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

鄧小平後來回憶：“加入中國少共旅歐支部後，我從未受過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信共產主義的。”

還有一批青年，雖沒有直接走上革命道路，但五四精神都在他們身上烙下了深深印記。

五四運動爆發後，16歲的中學生周培源，滿懷熱忱參加了上海的學生運動，被校方開除。

1919年秋，他以優異成績考入清華，後又抱著“工業救國”之夢，赴美國攻讀理論物理學，成為唯一在愛因斯坦身邊長期研究相對論的中國人。1929年，周培源毅然回到祖國，成為清華最年輕的教授。

70年後，國家表彰了23位“兩彈一星”元勛，大部分都是他的學生，和學生的學生。

如果不是因為五四，可能不會有“冰心”這個膾炙人口的筆名。當時19歲的謝婉瑩可能會順利從協和女子大學畢業，做一名醫生。

1919年8月25日，北京《晨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二十一日聽審的感想》的雜感，記敘了作者聽審五四愛國學生的種種情況。這是冰心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半個月後，她的第一篇白話小說《兩個家庭》在報上連載，從此登上文壇。

60年後冰心撰文回憶：“這奔騰澎湃的劃時代的中國青年愛國運動，文化革新運動，這個強烈的時代思潮，把我卷出了狹小的家庭和教會學校的門檻……五四運動的一聲驚雷把我‘震’上了寫作道路。”

十一

五四運動兩年後，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

從此，中國革命有了正確的前進方向，中國命運有了光明的發展前景。

1940年初，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將五四運動標定為“舊民主主義”與“新民主主義”的分水嶺：五四以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是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五四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屬於中國無產階級了。“這時，中國無產階級，由於自己的長成和俄國革命的影響，已經迅速地變成了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政治力量了”。

在五四精神的召喚下，一代代青年肩負起時代的責任和使命。

1939年，五四運動20周年。

陜甘寧邊區西北青年救國會將5月4日定為中國青年節，毛澤東出席延安青年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大會並發表演講。

在演講中，毛澤東對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作了準確描述：“‘五四’以來，中國青年們起了什麽作用呢？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什麽叫作先鋒隊的作用？就是帶頭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隊伍的前頭”。

當時，抗日戰爭逐漸轉入到艱苦的相持階段。“青年們在這個階段裏，是負擔了重大的責任的。”毛澤東鼓勵延安青年，發揚五四運動的革命精神，實行團結，抗日到底，“只要全國人民一齊努力，中國革命一定要在抗日過程中得到勝利”。

1949年，五四運動30周年。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12月23日宣布，5月4日為青年節。

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經歷了近代以來100多年苦難鬥爭的億萬中國人民，第一次成了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一代青年也由此明確了新的歷史使命，在黨的領導下，積極投身到火熱的社會主義革命中，推進社會主義建設。

1979年，五四運動60周年。

在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和支持下，舉行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五四紀念活動，重新闡釋五四精神，凝聚社會各界思想共識。

1978年，以真理標準大討論為標誌，全國上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運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一代青年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黨的帶領下，從農村到城市，從試點到推廣，從經濟體製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從局部開放到全國開放、全方位開放，讓中華民族大踏步趕上時代潮流。

2019年，五四運動100周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歷史的關鍵節點在這裏不期而遇。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發表重要講話調，五四運動以來的100年，是中國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續奮鬥、凱歌前行的100年，是中國青年用青春之我創造青春之中國、青春之民族的100年。新時代中國青年運動的主題，新時代中國青年運動的方向，新時代中國青年的使命，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同人民一道，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

經過一代代青年的探索和奮鬥，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從五四運動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100年來，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這都是劃時代的。

十二

北京，五四大街29號，沙灘紅樓，靜靜矗立在繁華街邊。

這座紅磚砌築的工字形建築，100多年前是北京大學的校舍，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如今是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每天，不少青年學子湧入紅樓，拜謁先賢，觀看展覽，聆聽講解。

距紅樓17公裏，未名湖畔，北大燕園。

蒼松翠柏掩映處，立著李大釗半身銅像。大理石基座上，不知被誰擺放了幾束鮮花。

“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茲砥柱中流之責任……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李大釗百年前的呐喊，仿佛仍在耳邊回蕩。

塑像南邊的靜園大草坪上，三三兩兩，坐著捧著書本的青年學生。相比百年前的五四一代，他們是“強國一代”，有著自己的責任使命。

習近平總書記這樣寄語當代青年：“新時代中國青年要繼續發揚五四精神，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不辜負黨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負我們這個偉大時代。”

來源：《中國教育報》2019年05月03日第4版 版名：文化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