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後，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將人類帶到從未面臨過的一個“奇點”：智力被非人類全面超越，導致對教育的核心需求產生了千百年來最大的一次變化：從知識傳授轉為創新能力培養，且這一轉變到來的速度和範圍都遠遠超過預期，從而使破解“錢學森之問”迅速成為最急迫的國家戰略性挑戰之一。

那麽，究竟哪些素養對成為優秀創新人才最有影響呢？

參考美國哈佛大學、加州理工等名校的標準和著名招聘專業公司的經驗，以及心理學和腦科學的有關重大進展與新認識，我們發現創新的“基因”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維度：內生動力——有對科學發現或技術創新著迷般的極強誌趣和不斷追求卓越的內在力量；開放性——有強烈的求知欲、好奇心，具有批判性思維和提出有意義問題的習慣，能從多角度看問題，有很好的觀察力、思維的深度等；堅毅力——包括開始和改變的勇氣，擁抱失敗、屢敗屢戰，對目標鍥而不舍的追求和專註、耐得住寂寞、堅持到底等；智慧——不僅有高考或競賽的智力，也有從實踐、失敗、他人處學習和領悟的能力；領導力和團隊合作能力——提出新想法，富有遠見，擁有正能量價值觀，具有全球性視野，有奉獻精神、表達能力，有動員追隨者和資源的能力、團隊合作能力等。

華人和猶太人被公認為兩個最重視教育、最具智慧的民族。然而，僅占全球人口約0.2%的猶太人產生了覆蓋各個領域約20%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更不用說還有馬克思、愛因斯坦、畢加索等）。僅有800萬人口的以色列創新能力僅次於美國，被譽為“創新的國度”。

讓我們看看猶太教育對創新者的影響。作為公認的牛頓之後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第一次考大學失敗，第二次也僅考取當時名氣不大的瑞士蘇黎世高工，上大學時還常常抄襲別人的作業。但另一方面，他對如何隨光一起運動的狂想如癡如醉，並深度自學了尚未列入大學物理教材的電動力學。另一個例子，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天才畫家畢加索，在小學階段，他上課就如受刑：面對“2+1等於幾”的問題，他就一直搞不清。當幾乎所有人都認定畢加索是弱智時，他的父親始終堅信兒子雖然讀書不行，但繪畫極有天賦，給予了孩子最需要的理解和賞識，在關鍵時期拯救了他。

我在執教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學生們四年的成長優劣，與其高考或競賽成績關聯度不大，而與他們的創新素養和潛質關聯度很大。不僅我本人，我的不少同事和朋友也有著類似的經歷和觀察：一些高考或競賽意義上的頂尖學生過於關註短期目標（如每次考試的成績）以及與同學之間的競爭，缺乏源於興趣和誌向的內生動力，且形成的學習方法、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等具有巨大的慣性，很難改變。顯然，圍繞高考和競賽進行的學習，並不利於他們成為創新人才。

我們曾按照內生動力、開放性、堅毅力、智慧和領導力等五個維度，對從全國優中選優的30名高三和少數高二學生進行了為期四天的多種測試，得到一個意料之外卻在情理之中的結果，即排名前五的，竟然都是高二學生。難道高三一年的應試準備，就足以對創新和成才的關鍵素質造成顯著影響？答案是肯定的，這個“優中選優”人群，雖有很高的天分和學習能力，但全面發展的好學生不多。應試讓學生們付出了太多，而最應該展現的興趣、激情、思考等卻又明顯暗淡，並影響了他們的大學學習，甚至一生的發展。

高考是簡單高效的。通過恰當地設計考題，幾天考試時間就可以實現對具有不同知識掌握能力的學生進行清晰、公平的分類。但用高考分數作為唯一的招生錄取標準，必然扼殺學生的個性和創新潛能。而更大的問題在於，全國每年近千萬考生中的絕大多數，或許是從小學到高中的12年中，甚至更長的時間裏，內心都有“失敗感”，這是一個多麽可怕又殘酷的現實。若孩子內心不夠強大（主要來自家庭），哪裏還能夠保持住人天生就該有的好奇心、自信、勇氣等創新必備素質？

因此，破解“錢學森之問”的最大挑戰來自應試。改變極端的應試做法，必須進行基於多維度評價指標的高校招生製度改革。選才擇才的標準無疑是教育的風向標，只有標準變了，教育生態才有可能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作者：鄭泉水  系清華大學清華學堂錢學森班首席教授，原載《光明日報》，有刪節）

來源：《中國教育報》2018年07月02日第2版 版名：中教評論